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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會好的》影評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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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這部半自傳的電影中,導演袁媛也把自己與電影中的蕭渝深度結合,導演在現場表示:“創作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有蕭渝面對的那種無力感,但現實實在沒法控制。我能做的只有繼續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準備,這樣纔不至於讓自己那麼沮喪。”而季野的出現,帶給蕭渝所有的那些情緒的起伏與經歷,不管結局如何,這段經歷一定會讓每一個曾經或者正在和愛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中相互依偎的觀衆看到生活中的自己。和你一起成長,或許這纔是愛情中最可貴的。

《明天會好的》影評三篇

蕭渝當了北漂編劇,季野做了流浪歌手,寶蘭嫁了有房才俊:他們都有光明的未來。電影《明天會好的》尾聲,從已投身家庭的閨蜜寶蘭家中體會到尋常煙火氣的主角蕭渝,透過高樓大屏,看到了已圓歌手夢的前男友季野在訪談節目中談笑風生。那些曾經伴她患難、追夢的人,似乎都來到了更好的明天。

而剛剛錯失爲“自傳”電影編劇機會的她自己,也在監獄話劇導演的新崗位上找到了心底的那團“火”。

熟悉影片創作背景的觀衆,都知道這位由姜逸磊扮演的編劇,就是導演某種程度上的自畫像。

若干年前,作爲無名北漂編劇的袁媛也曾租住過片中同款“西曬房”。炎夏不通風,嚴冬寒徹骨,常年享受高倍日照輻射的環境,令她萌生了將其寫成劇本的想法。在編劇作品與接連收穫票房與獎項認可後,不僅《西曬》以《明天會好的》之名被搬上大銀幕,袁媛本人更獲得了親執導筒的機會。

這樣的北漂成功案例,自然給了片中受盡生活暴擊仍堅定選擇留在北京的蕭渝足夠信心。不甘於在家鄉小鎮過一眼望得到頭“養老生活”的她,仍時時不忘心裏秉持的夢想熱火。在體驗“第十級孤獨”——一個人去醫院看病時,她在氤氳光線間與過着“西曬”生活的自己和解,並頓悟出繼續堅守北京的意義。

在北京艱難無依,回老家無處安放。這份由袁媛個人經驗延伸的北漂成因,在papi醬的首次銀幕領銜表演上也得到了合理的呈現。

靠變聲短視頻成爲“頭部網紅”之前,作爲中戲導演系畢業生的姜逸磊曾有過四年零收入的北漂生活。“沒有過(放棄北漂的念頭),”與百折不撓的蕭渝類似,她也對北漂有着無因的執念,“因爲我回上海的話,我依然找不到工作。”

跟組場記幹不成,就學寫網文實現過渡升級;夢幻愛情說沒就沒,曾經的擁有卻是一個創作者在老家無法想象的收穫。北京能爲蕭渝心中那團火提供的,無非是安逸故鄉無法給予的希望與可能性。

作爲同處影視行業的多年“老”北漂,筆者對於北京所承載的這份希望意義再清楚不過。可就在這樣的語境下,現實中北漂們更多迎來的,卻並非袁媛或papi醬式的事業春天。

即便作爲脫穎而出的成功人士,作爲創作者的她們也不可能對周邊理想的破碎或幻滅視而不見。從影片起始的換租展示,到一個人看電影、看病的極致孤獨,再到因工作理念、身體狀況、物質落差等因素不斷體驗失業的滋味,北漂人所能經歷的困難模式統統在主角身上集中放大。

在這樣的組合打擊下苦熬九年,並還想再堅持至少一年,西曬下仍能心平氣和頓悟人生的蕭渝,已然成了行走而不自知的焦慮販賣家——就連讓她近乎斷絕希望的那場詭異失戀,都以《一夜風流》式同屋隔簾共處的浪漫模式開啓。

這樣歷盡千帆劫、餘生有大愛式的都市傳說,在以往只能是營銷號爲衝“10萬+”硬造的海市蜃樓。而用影像不斷疊加苦難,同時更不忘打足雞血的《明天會好的》,卻讓真正身在其中的北漂人看不到任何會變好的明天。

從袁媛的編劇前作《後來的我們》,到脫自同名原著的,近年來透過個體反映北漂人、尤其是北漂女性狀態的影片,其豆瓣評分均未突破及格線。在創作者與“一線”北漂人過遠的距離之外,其試圖從對個體的過度解讀完整觀照並撫慰羣體的野心,顯然更爲致命。

三部豆瓣評分依次爲5.9、5.7、5.7

縱然力邀對中國社會底層觀察最爲敏銳的賈樟柯監製,哪怕串場鏡頭都投諸各行各業面露疲態的北漂勞動者,甚至在晚高峯地鐵上安排了年輕男職員邊啃麪包邊抽搐淚流的催淚點,只能以情緒流生活碎片拼湊苦難史的《明天會好的》,對於日益壯大的北漂羣體卻是一場扁平化、點狀化的冒犯。

以最大的善意重審影片,或許創作者單純只是想爲拼搏中的北漂鼓一把勁,將他們心中屬於夢想的那團火再燒得更旺一些,繼而用自傳體的邏輯,令大家透過銀幕上的papi醬與幕後的袁媛看到屬於成功的美好明天。

可當《明天會好的》用無從解答的個體困境將目標羣體澆了個透心涼,又在壓抑到瀕臨缺氧的窒息氣氛下突然亮起一抹名曰希望的火光,那一點即着的光明未來,必然都是虛妄。

想要“討好”小鎮青年,變的越來越困難。

文/一一

“標籤化”的現實主義電影。

papi醬電影銀幕首秀、《滾蛋吧!腫瘤君》和《後來的我們》編劇袁媛導演處女作、賈樟柯監製。對於《明天會好的》來說,這部電影在外在“輔助”上擁有了很多標籤。而在“內在”上,電影更是直接把標籤打在海報上,“27歲”被刻意放大、九塊九脣膏被廣泛討論,看上去這部爲“小鎮青年”量身定製的電影,卻早早的翻車了。

儘管電影在海報上還有“我用盡全力過着平凡的一生,併爲此而驕傲”,但因爲故事的平平無奇和“販賣焦慮”的質疑,讓其口碑迅速下跌。除了豆瓣可“預見”的5.7分外,貓眼和燈塔觀衆評分也僅有6.7分,在整個清明檔裏表現最差。

儘管電影在四線城市的佔比達到了47.5%,女性觀衆的佔比達到了82.6%,30歲以下觀衆佔比達到了89.1%,但是對小鎮青年的“精準投放”並沒有換回滿意的回報,反而是在較低的口碑和較大的爭議中早早掉隊。

打上“標籤”不再能討好小鎮青年,這固然是這兩年所謂話題性現實主義電影的“一次失誤”,但實際上也有着很多非常無奈的背後原因。大衆對於《明天會好的》這樣的電影變的越來越苛刻,寄希望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可以展現“真實”,但又不能販賣焦慮;寄希望女性主義創作者可以關照女性,但又不能消費女性。

但《我的姐姐》在“社會話題”的爭議中還沒有成功脫困時,《明天會好的》早就已經淹沒在此。大衆評論的“社會化”,讓現實主義電影需要重新去尋找創作的錨點,而這種過分“抽離的社會評論”對於這類電影來說看上去根本不是一個可能完成的任務。

1、—精準投放—

一部標準投向“小鎮青年”的電影。

袁媛此前最爲知名的兩部作品,一部是《滾蛋吧!腫瘤君》,一部是《後來的我們》。前者一度代表華語電影“衝奧”,後者又是破10億的劉若英“處女作”。但兩部作品更重要的都是主打“現實標籤”,觀衆在前者中看到了“北漂”青年抗擊癌症的堅強,在後者中看到了“北漂”男女尋找愛情的果敢。

儘管兩部電影各有各的問題,但也在各自的年份裏成爲了國產片很重要的話題作品。可以看出,兩部有着相似背景和相似命題的現實主義電影,讓從河南小城到“北漂編劇”的袁媛迎來了自己的人生拐點。最終在導師的建議下,袁媛決定親自上陣。

在此前接受採訪時,袁媛表示現在回看之前的作品,受制於篇幅、能力和導演的意願,多多少少都有缺憾,有些地方說教的意味過濃。首次當導演可以放開手腳的“黃金編劇”加上papi醬銀幕首秀,《明天會好的》自然擁有着較爲不錯的賣相。

《明天會好的》2018年以《西曬》這個片名開機,在經過了三年的起起伏伏,最終成功上映。袁媛將自己一貫的“北漂”母題慣用其中,再沒有太多外在“限制”的情況下,終於讓自己有了彌補缺憾的機會。

但《明天會好的》卻並沒有讓觀衆買賬。“故事流水線”、“販賣現實焦慮”、“消費女性題材”成爲了這部電影的映後標籤。但這並不能否認電影在尋找核心受衆上的“精準”,作爲一部話題性的現實主義作品,《明天會好的》迅速的圈定了“小鎮青年”。

在貓眼的想看用戶畫像裏,電影累計想看裏女性佔比達到了82.6%,年齡佔比裏29歲及以下受衆佔到了89.1%,四線城市佔比達到了47.5%,三線城市佔比達到了13.2%。言下之意,《明天會好的》是一部精準投放“三四線女青年”的現實主義作品,這和電影裏所渴望聚焦的北漂一族有着很大的耦合度。

但精準投放並不意味着轉化,電影終究還是因爲自身的口碑沒能依靠“小鎮青年”成爲黑馬。而除了受困於電影本身的口碑外,電影還在同檔期內遇到了《我的姐姐》。這部電影同樣在“小鎮青年”中有着極大的關注度。在同檔期內,兩部現實主義影片在受衆畫像上如此“撞型”在此前的電影市場並不多見。

電影想看用戶畫像裏,女性佔比達到了83.6%,三四線城市佔比達到了63.7%,29歲及以下觀衆佔比達到了82.7%。

從數據反饋來看,《明天會好的》在三四線城市並沒有太過於獨到的題材優勢。反而《我的姐姐》因爲“重男輕女”的歷史問題、二胎政策的現實困境,反而擁有了更大的現實橫切面。

2、—故事“共情”—

觀衆不買賬。

無論是核心受衆的“精準”,還是電影題材本身所擁有的“話題”,都不應該讓這部電影奉上如此表現。

電影的貓眼觀衆評分從開分的6.8分跌落至6.7分,燈塔觀衆評分也保持了同步,在同檔期裏《明天會好的》毫無疑問成爲了主流影片口碑最差。對於一部現實主義電影來說,倘若沒能擁有口碑助力,也就基本失去翻盤可能。

此外,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電影上座率從首日的12.5%下滑至第二天的8.9%,位列單日票房前七名中的倒數第一。而到了第三天已經下滑至6.9%,成爲了單日票房前十名中最差。

作爲一部主打“現實”賣點的影片,究竟做了什麼讓觀衆如此不買賬?雖然電影一開始就打上了“現實焦慮”的話題標籤,電影的題材和故事也和廣大受衆有着共情的基礎,但對於此類電影而言核心已經不在於故事共情而是情感共情。

無論是800萬北漂大軍還是上億在外漂泊的打工一族,《明天會好的》的確是一個具備共情基礎的故事,但電影本身的“能力不足”讓觀衆會形成極大的落差。

從整個故事的主線來看,電影陷入了導演對於“北漂慘狀”的自我感動。通過一個流水賬的故事,融入了北漂青年在現實中的種種碰壁和困難,看似在故事的內核上很豐滿,但實際上卻因爲失去重點而無法讓觀衆獲得滿足感。

而在細節上,電影細節處理的“不合邏輯”也極大的影響了觀衆的觀感。例如蕭渝周圍閨蜜的“臉譜形象”以及忘記房子已經“轉租”的智商漏洞,實際上都讓觀衆對於“真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質疑。

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編劇袁媛,並沒有藉助這一次機會讓“北漂”這一命題更深入的挖掘,而是陷入了一種“大而全”式的閱兵式焦慮呈現。對於當下觀衆而言,現實焦慮本身並不陌生,觀衆對於呈現焦慮本身也並沒有獵奇感。缺乏足夠的深度,觀衆對於故事本身也自然不會滿足。

而且新人導演往往會在電影創作時犯下兩種錯誤,一種是“獨白”,通過人物獨白來進行一種抒情式的臺詞朗誦,企圖通過這種直接的“主題”偷喂讓觀衆明白自己的表達。另外一種則是“文藝”,通過閃回和“幻想”等種種方式,來將自己和普通“商業影片”迅速的割裂。

但處理方式的稚嫩纔是對於觀衆來說最無法忍受的“低劣”和“俗套”。首次轉型做導演的袁媛,實際上應該去思考背後犯下的種種錯誤。如何通過“北漂”這一母題去洞察當下觀衆對於“現實”的尋求,可能纔是日後創作的一個核心。

3、—討好大衆—

大衆評分的“失焦”註定讓很多電影的評論不再關注於電影本身。

同檔期裏,《我的姐姐》的“結尾”引發了極大的爭議,甚至演變成了一個社會話題的修羅場。而《明天會好的》同樣如此,電影在營銷時直接讓現實焦慮打在海報上。“27歲”、“用九塊九脣膏”、“不會開車,沒有出過國,沒有護照”佔據着海報上很大的比例。

但沒想到,電影的“話題營銷”卻一開始就陷入了爭議。電影直接被打上了“販賣焦慮”的標籤,還未上映就被一小部分人所抵制。

這些人的“勇氣”來自於電影不應該販賣年齡焦慮,也不應該消費普通人。因爲中國有12.6億人沒有出過國,10億人沒坐過飛機,購物app裏10元以下的脣膏很多都銷量領先。言下之意,這就是中國現實,你爲什麼要“看不起普通人”呢?

但事實上,這種所謂的社會評論對於電影而言一點也不公平。12.6億人沒出過國並不代表着沒有護照就不焦慮,6.8元脣膏銷量第一也並不代表着用9塊9的脣膏就不焦慮,“呈現焦慮”和“販賣焦慮”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同樣,電影呈現出了北漂女編劇閨蜜的“情感選擇”,但僅僅是一種羣體呈現就被打上了“消費女性題材”的標籤,這和《我的姐姐》“姐姐的抉擇”所遭遇的爭議如出一轍。電影似乎成爲了一個洞察現實困境並且給出現實方案的“學術論文”,而不是一部有藝術加工也有藝術寫照的電影。

電影的確在技法上存在着諸多缺陷,但用“社會化”的評論去推翻“藝術化”的創作,這可能是當下國產電影面臨最可怕的難題。評論語境的“抽離”,讓電影只是社會話題的一個切口。一旦電影無法滿足觀衆期待,就會被迅速淹沒在口水裏。

事實上,在這樣的大衆評論語境下,很難有電影可以獲得極高的大衆滿意度。

無論是流水賬式的故事通病還是隔靴搔癢式的“雞湯文”套路,在電影本體上的不足是主創應該消化並且改正的。但是僅僅因爲營銷打上的“販賣焦慮”,因爲展現羣體被質疑“消費女性”,這些嚴重超綱的評論語境對於電影來說是極度不公平的。

一部都市輕喜劇以發生在北京的故事反擊了,終於不再是霸屏電視劇、大銀幕的魔都上海的故事了。這也是一部“小雞”電影(又稱小妞電影,Chick Flick,指那些專門拍給年輕女子看的青春時尚電影,以女性爲主角,格調浪漫輕鬆或誇張煽情)。

看完《明天會好的》,我再也不會熬夜了。

不只我一個人,一事無成。

一個人看電影

“小微看電影”互動環節,我贏了《緊急救援》的周邊。

影院裏坐在左邊的眼鏡男自大了:小微提問題,他自語道,這是要我不得不出手嗎?他沒答出來一個問題。

右邊是一個胖女孩,眼睛有些暴突,觀影時不停地吃着爆米花。

影片裏有句臺詞,“寂寞的人身上都有某種特殊的味道。”

還有一句更狠更真實:我們旁邊圍繞很多人,但大部分時間我們依然是孤獨的。

電影劇本的臺詞真好:網文就像是文學的二胎和暴發戶。人生有三天道,上坡道,下坡道,還有一個叫沒想到。

北漂青年和一間自己的房間

《明天會好的》是拍給執着於理想的文青看的[]。

我的共鳴、共情滔滔不絕,請見笑。

袁媛在這部影片身兼導演、編劇、製片人,這樣的掌控感,小鹿在脫口秀裏表達出來,只有當上導演纔會被觀衆記住你是誰,這是譏諷電影工業體系裏觀衆的勢利。

電影的開始,我不停地笑。女主蕭渝一直懷揣文學夢,想做個編劇。

(此刻,我的小說還像一個個沒講完的笑話,尬在電腦的桌面,四個新建文檔被定義了題目,卻都沒有結篇。)

養一隻叫大咪的貓,寂寥時在窗邊抽菸,一個人做西紅柿炒雞蛋,拿到2萬塊錢深深地嗅,所有這些都是這個物慾時代都市男女的空虛範兒。

姜逸磊表演“喪”很拿手,不愧是papi醬。蕭渝剛和男友分手,又失了業,做場記生病了被劇組辭退回家,半夜裏她在牀上撞見了短租客季野,一個同樣懷才不遇的歌手。(早上起牀後不疊被子,晚上回家被窩還會有溫度,單身狗的常態。)

“喪”在事業上,也在社交上的不適。去參加聚會,碰到一個假“伍迪艾倫”迷,蕭渝說出艾倫電影的經典臺詞,可對方接不住。想找到欣賞自己必殺技“兩隻眼睛輪流眨眼”的同道中人,卻被帥哥嫌棄有病。

這就是袁媛導演的北漂日記,北漂和單身的烙印在電影語言裏隨處體現。

女作家伍爾夫說,女人想要寫作,必須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還要每年有五百英鎊的收入。發一筆橫財和生養十三個孩子——沒有哪個人能夠同時兼顧二者。從奧斯汀到勃朗特,再到伍爾夫、艾略特,女性寫作一直被放在一個尷尬的地位。女性追求自己的事業尤其是寫作事業,要忍受很多。

季野

“他對我來說就是一條彈幕。深夜裏我看冷門的片子,有人發一條彈幕問有人嗎,我答有人啊。”蕭渝給寶蘭說,這是闖入她生活的男人季野的作用。

當初識的季野給蕭渝餵了一口西紅柿蛋炒飯的時候,我心裏鄙視,這是老手。

這是一個四處漂泊的男孩。他的每件衣服都有洞,睡覺的汗衫、毛衣。張超像陳坤和劉燁的混合體,但他更高更年輕,他像周杰倫一般和女孩一起彈琴,會彈吉它,會譜曲,他創作的一首《無礙》反覆響起。

在蒙古包,在異鄉的旅途裏,蕭渝鼓勵季野:你的才華負責創作,我的(才華)負責揮霍。

在影片最後,《無礙》在天橋響起。

失去的不再會回來。浪子不會回頭,他會繼續探索。他在訪談節目裏談到這首歌是真摯的表達,也是迷茫時的心聲。蕭渝只遠望一下這個生命裏的過客,繼續獨自前行。我們執着於自己的道路,相忘於江湖。在迷茫和失落的時候我們曾經彼此陪伴相互溫暖,這樣就好。

理想堅定,無愛無礙。

寶蘭

誰是你真的閨蜜,就是掏心掏肺能分享私密事的人,也能把名牌包借給你的那位。

閨蜜寶蘭和影片裏那面小鏡子一樣,用於對比蕭渝走的不同尋常的道路,寶蘭戀愛,結婚,生子,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情緒。但在深夜裏寶蘭也會說,我還想再談一次那樣的戀愛。我就想在27歲找到方向定下來。我們重新開始吧。一個姑娘快結婚了,還是不甘心庸常。

找個男人嫁了好像就是女孩子找個方向定下來的象徵,27歲是適齡和大齡的分界點。有寶蘭這樣的朋友在身邊是福氣,就怕你生命裏從來沒有。

一隻叫“解脫”的貓

這個被男友季野改名爲解脫的貓,讓我想起在豆瓣上寫字的作家蘇更生,她有本小集子叫《貓可以作證》(這本書袁媛也許看過)。蕭渝、袁媛、蘇更生她們的生活如此相似。蘇更生在自序裏寫,“回想這幾年失眠和寫作的日子,我搬過幾次家,從城北到城東,再到城西,我有了第一隻貓,又有了第二隻貓。那麼多失眠的晚上,我應該有很多想說的,但認真想起來不過也就是深夜走動的身影。”

“可在失眠的時候,我好像執意於慢條斯理地給自己做頓飯——擇菜、洗菜、淘米、濾水、上鍋、放油、起盤。好像每一個步驟都充滿了緩慢的莊嚴,讓我在深夜可以只爲了自己而生活。至於生活,我未能養成每天都寫的習慣,這四年裏寫得很慢,在一個故事冒頭的瞬間,小心翼翼地讓它在心裏盤旋數日,最後一口氣把它們打在電腦裏。”

貓咪在鏡頭裏憨態可掬,觀衆不會忘記的一個橋段:蕭渝摔傷腿進家門的時候,“解脫”也舉起它的前爪不放下。給貓換水、餵食、清理貓砂盆,這樣做完就不會害怕孤單來臨,在電腦上打出字來,深夜來了,貓咪在作證女主的搬家,失戀,喜悅。

故鄉

影片裏有本小說封皮一閃而過,這是我喜歡的加拿大作家艾麗絲· 門羅的短篇小說集《逃離》。我讀過門羅的這本代表作,裏面有一篇《匆匆》描述的是女主人公朱麗葉回到家鄉的故事。我曾用過一個筆名朱麗葉。

影片裏蕭渝回到家鄉,見到當年關係最好的中學同學姍姍,她整容了,下巴和鼻子都是假的,在浙江小城鎮裏過着舒適的生活。蕭渝失落地感到故鄉的味道、景色、面孔都變了。這個橋段和李霄峯的電影《少女哪吒》一樣,是用一種對故鄉過往記憶的尋找來確認自我。姍姍想不起來在小島看煙花的事情了。在單立人的舞臺上,周奇墨說起,回到故鄉被問到的問題已和自己在大城市生活的語境不同了。

蕭渝想把自我虛構的家鄉回憶很好地留存下來,卻是尷尬,都是會這樣的。與記憶的痛苦相對照,她巧妙的美化手法是記得小時候小島看煙花回來路上看見一團火光——你極力去保護,想盡可能好地、時間儘可能長地保護少女時代發生在故鄉的那些事。

畫外音響起:當你找不到自己的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歸屬感。

關於監製賈樟柯

賈樟柯曾經說過,他十七八歲時就打算以後不參加工作,立志做個閒散人員,現在他看起來好像做了好多事,但所有事情一旦上了軌道他就要給自己恢復自由身。一如平遙電影節,一開始他就定位自己不是組織者,他認爲個人色彩太強不是好事,他在電影節做的就是要去賈樟柯化。他也不反對作品商業化。面對豆瓣的低分,我想起賈樟柯的表達,當年關於《三峽好人》,賈導反對的不是市場和商業,而是不公正的市場。

特呂弗倡導一個電影作者就像一個作家,創作方式是掘井式的。在相近的社會層面,在同一個羣體裏,對人物的類型反覆呈現和開掘。賈樟柯和袁媛導演毫無疑問都是特呂弗所說的電影作者。袁媛的導演處女作很明確地以作者導演的方式,對她熟悉的生活題材進行開掘,不能認爲這是一種侷限。

實際上,每一個藝術家的創作都會從個人真切的生活體驗開始。作家莫言,餘華,就是這樣的創作者,他們也能表達自己個人經驗以外的東西。作爲作者電影,袁媛不僅僅表達的是中國超級大都市的男女,還書寫了一個時代的共同經驗,比如飆升的房價,比如單身社會,比如每個人朋友圈裏的社會和文化變遷。這個時代的打工人在銀幕裏也剋制地出場。

願你心中的火光永不熄滅你能知道一個熱愛電影的文藝青年(我),在疫情之年2020年怎麼過的嗎?我疫情之年開了公衆號。我在博客寫作12年,後來的5年裏我投稿於鄭州的一些公衆號,終於在2020年我轉戰到自己的天地,有了一座“朱頓的純真博物館”。疫情之年,我買了一個筆記本電腦,我的文字有了獨立的空間,不再委屈地和單位臺式機裏各種文件爲伍了。每天早晨5點50我準時醒來,因爲醒來的那一刻文字就會涌出來,在大腦裏澎湃。疫情之年,給這座城市最有名的獨立書店鬆社投稿五篇,內容大多是疫情蝸居家裏寫的讀書筆記。2020年8月,參加在鄭州舉辦的金雞百花電影節的觀衆評委選拔,我年齡最大。年末,在得到大學上課的時候,我講“看電影寫電影”的故事,同學說——你是分享的同學裏最嗨的那一個。一篇《電影有光》的文章也發表在《河南日報》上。我以文學、寫作、戲劇、電影爲伴,不知疲倦地享受它們帶給我的心流。

影片裏提到普魯斯特和太宰治。我不敢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太長了。但我讀過阿蘭·德波頓的《擁抱逝水年華:普魯斯特如何改變你的生命》,《追》是文學名著,在德波頓那裏首先是一部人生之書。藝術和生活的關係玄而又玄,通過德波頓筆下的普魯斯特,我們可以理解到閱讀處處與生活的體驗接壤。閱讀和看電影一樣,倘若這些不能喚起我們對世界的興趣,倘若它們不是引領我們去擁抱生活,反而成爲鮮活人生的阻隔,那就寧可不看書不看電影。正是閱讀和電影,讓一切的一切指向生活,指向對生活的體驗。我也讀過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他是喪文化的鼻祖。我也喜歡看過的電影。我內心也有一團火光。看完電影的第二天清晨,我去晨跑,想領略影片開始和結尾鏡頭裏的陽光,竟然我在東風渠邊也發現一艘廢棄的紅船。駐足船邊,是的,我也想有一場值得的人生。 人生的宿命是孤獨終老,這也是每個文學巨匠的結局。電影結尾,地鐵上的眼鏡青年,吃着麪包低頭哭泣,不知道是失戀還是丟了工作,蕭渝覺得自己就是他,一座城市裏有多少打工人這樣默默地隱忍着活着。 《滾蛋吧腫瘤君》、《後來的我們》,袁導可以寫更悲涼的故事。她是導演,她可以掌控故事的脈絡,她在用《明天會好的》這部作品致敬自己曾經走過的少有人走的路。她的高明就在於這種無處不在的堅忍,堅忍讓她也讓我們越來越有力量,這是她的初心,也是她的原石。不管此後這顆原石的外面會包裹上什麼,都會時不時地發出它的光芒,在某個時刻硌着自己,不要忘了來時的路。賈樟柯是這部影片的監製,這證明袁媛已向前一步,小有成就,她的事業和生活已得到提升,但她不會耽於安樂,更堅忍地表達,更堅忍地生活,更堅忍地磨礪,彷彿那隻叫“解脫”的貓一樣,那隻抓住生活表面和心靈深處的貓爪自有舒服的伸展,自由滑落。 我依舊忙忙碌碌,依舊一事無成——這是大多數人的宿命,銀幕裏母親打來電話說姑父得了胃癌,蕭渝有氣無力,再一次病倒,一個人去醫院,在醫院裏恍惚夢到過去的自己。在夢裏,小時候的蕭渝問現在的自己,變老是什麼感覺。曾經的少女在分擔她的傷痛,勸她不要放棄,讓她不要再哭。人生往往到最後,就是一個人內在的東西(信念)在支撐他或她走了很遠。你的熱愛,你的夢想,就是你的陽光,你心中的一團火。 我也要搬家了,搬到一間四室兩廳的大房子,也是西曬房,我也要像蕭渝一樣買一個有太陽圖案的沙發鋪巾。我在一座三線城市裏安穩生活,從沒有蕭渝那樣的漂泊感,我的愛人也同樣欣賞我的才華。他沒有說過很動人的情話,但他從沒離開我,也一直鼓勵我寫作。我們閱讀興趣並不一樣,但有一次他竟然和我一起討論蔣勳的作品。前晚去參加張國榮歌迷紀念活動我回家晚了,他在微信裏提醒,注意安全。 我在一座都市裏,遙望在帝都漂泊的文學青年,豔羨你們從不束縛自己,依然每天掙扎起身迎接又一個充滿希望或失望的早晨。袁媛小心翼翼地告訴給我們,明天會好的。她也是真誠的。 我依舊忙忙碌碌,依舊一事無成。擁抱的片刻,寫字的此刻,卻是旅途的站臺,是動盪中的安寧,是最初的心動,也是命運的交錯,溫暖且執着,執着而溫暖。 誰曾在年輕有爲時到過一座大城,以文字爲槍,與生活短兵相接,切膚體驗它能給予你的所有,彷彿做夢一般,卻格外用力,投入,不捨離去。你在夢裏在幻覺中尋回自己,也在馬路上在鍵盤上找尋未來,這個過程猶如再造一條綿延的孤膽英雄的水渠,你要一刀一刀刻出來自己最初的輪廓。你遲早有一瞬間,會感到陽光照在臉上,沉默也在歌唱,音樂和這座城市輕輕共振,如此悠揚,如此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