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的五次婚姻，風雨人生的艱辛縮影

林伯渠的五次婚姻，風雨人生的艱辛縮影

我國偉大的革命先驅者、長征標誌性人物之一林伯渠的風雲人生顯盡榮光，但亦飽含艱辛。不用說他從“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經歷的腥風血雨，也不用說他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創建發展過程中歷盡的錯綜複雜，也不用說他從國民黨中央走到共產黨領導核心所淌過的萬千湍流，僅從他一生經歷的五次婚姻，便可體味出老一輩革命家人生的無比艱辛。

林伯渠的第一次婚姻，是與澧州司馬瀚之女司馬殿英（一說司馬鈿鳳）的悲情姻緣，事情要從雙方的父親說起。司馬殿英之父司馬瀚與林伯渠之父林鴻儀在澧州是同窗至交、勝似兄弟。婚後，兩位夫人差不多同時身懷六甲，司馬瀚和林鴻儀受風習之漸，也決定行“指腹爲婚”之約。隨後，司馬瀚女兒殿英先出生，林鴻儀夫人不久也生下頭胎，但也是個女兒，與婚約的基本前提相悖。不過，林家的女兒不久就不幸夭折了。當司馬殿英長到四五歲時，林鴻儀的長子出生了，他就是林祖涵、字伯渠。由於兩家交厚，殿英和祖涵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曾經，祖涵一次到澧州司馬伯伯家做客，在街上迷了路；怎麼跟人介紹自己纔可能找回去呢？祖涵急中生智，跟人說他是司馬家的女婿，當然，這話的根據是一些大人半真半假的戲言；結果，祖涵被順利送回了司馬家。後來兩個孩子看看成年，莫逆之交的司馬瀚與林鴻儀商定仍履前約，於1904年春，讓年剛十八的林伯渠，與當時二十三歲的司馬殿英拜堂結髮爲夫妻。當時，林伯渠是湖南西路師範學堂學生，是受到自由婚姻思想影響的青年。但幼受庭訓、孝順父母的林伯渠選擇了遵從父輩之命，壓抑個人意願，被動接受了“指婚”。剛完婚，林伯渠就返回學校讀書去了；不久後考上公費留日生，開始與髮妻的幾年隔洋分離。回國後林伯渠一直爲革命奔走，只能偶爾回鄉，與家人短暫相聚。

林伯渠的第二次婚姻，發生在他肩負同盟會使命，前往吉林明裏當吉林勸學總所兼宣講所會辦，暗裏發展“邊疆革命”期間。大約1909年，從小患過“女兒癆”的司馬殿英在生下女兒秉權後，痼疾復發，不幸去世。遠在東北的林伯渠自然悲傷，但因革命繁忙，路途遙遠，無法回鄉，僅馳函相送。不久，因爲工作關係，時任吉林女子學校教員的伍崇賢結識了教育會辦林伯渠。她非常欽佩林伯渠學識涵養等，當了解到林伯渠髮妻新亡後，伍崇賢衝破舊觀念，主動接近林伯渠，並於當年與年長她一歲的林伯渠結爲夫妻。應該說，林伯渠與伍崇賢的婚姻，給林伯渠從事革命和教育事業都帶來了支撐和動力。這是一次自由的婚姻，也是一場事業的婚姻，不久便有了愛情的結晶。但1910年，林伯渠銜命回南方運動革命武裝，攜妻兒回臨澧老家後，他們夫妻的日子便是離多聚少。伍崇賢此後終守林家，在臨澧涼水井生活至終，所以族裏和當地人，都把伍崇賢尊稱爲“伍大婆”，一般也認她爲林伯渠原配夫人。

林伯渠的第三次婚姻發生在他歷盡險惡，從蘇聯海參崴冒險回到江西革命根據地之後。自1910年林伯渠奉同盟會之命，回南方參加辛亥革命運動，將伍崇賢和女兒秉蘅送回老家，到1933年林伯渠從蘇聯回到江西紅都的二十多年裏，他們除在長沙、廣州工作期間和武昌起義前後有過幾次短暫的共同生活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分開的。後因白色恐怖，自1927年後得約六七年裏，他們基本上就失去了聯繫。他回到江西紅區，正當第五次反“圍剿”前後，便即擔任了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繁忙而險惡的革命鬥爭，使林伯渠難以顧及其他。當時年近半百的林伯渠身體不好，工作極爲緊張，生活得十分不便。於是，經組織和同志們介紹，促成了林伯渠與蘇區革命戰友範樂春的一段特殊婚姻[]。或許，當下的讀者對林伯渠這段婚姻會持有微詞，因爲，當時音訊久闕的伍崇賢仍然還是林伯渠的妻子，林伯渠與範樂春結婚，似涉“重婚”。誠然，在一夫一妻制社會，這婚姻自然招致詬病。但時代不同，世情也有漸進過程。雖然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已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由於我國的婚嫁文化演變過程很複雜，在舊時代，自己孤身在外地謀生時，慣常的做法都會娶一房“如夫人”來照料自己的生活。加上其他各種歷史原因，實際直到1950年5月1日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我國才真正徹底廢除一夫多妻制，實行一夫一妻。林伯渠一生的數次婚姻，最晚一次也是發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所以，以“重婚”之說定性當時的婚姻，其實是一種似是而非、不合時宜的苛求。且範樂春是閩西人，身世孤苦，從小受盡千般苦難，臉上還因疾病留有瘢痕。參加革命後，她成長很快，曾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長，與林伯渠結識時，她已是中央執行委員。戰鬥在一起的革命感情和艱苦的生活境遇，使林伯渠和範樂春於1933年前後結合到了一起。長征前夕，範樂春剛生下兒子蘇生，即林秉蘇，由於帶着月娃子長征十分不便，中央決定範樂春帶孩子留在閩贛敵後堅持鬥爭，林伯渠則隨中央紅軍轉移北上。幾年後，範樂春同志病逝在閩西山區叢林裏。

林伯渠的第四次婚姻，發生在林伯渠擔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期間。林伯渠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在新“紅都”陝甘寧繼續擔任“紅色財神”角色，後長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一直孤身生活。1937年前後，林伯渠出任西安“八辦”黨代表期間，中央派他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在會外時間向重慶革命青年宣傳革命的過程中，林伯渠成爲重慶革命女青年李俊心中的英雄偶像。林伯渠回西安後，激情澎湃的李俊追隨到了西安，後又到了延安。在當時極其特殊的情形下，鑑於林伯渠一直無人照料生活，通過組織和同志們促成，1937年前後，李俊終於走進了林伯渠的那孔延安窯洞。1940年，他們生下兒子相持。但李俊於1941年離開了林伯渠，相持基本是在延安保育院學校度過童年的。

林伯渠的第五次婚姻，發生在與李俊分開約五年後。此前，林伯渠曾想過接一直在臨澧老家生活的伍崇賢來延安，但被年屆花甲、不耐奔波的老妻婉拒。林伯渠生活起居無人照料，一個忙碌的老人，哪裏會照顧自己？當時，他連褲腰帶都是用的一條麻繩。在這樣的情況下，很早就把林伯渠當作偶像，並於1939年來到了延安的朱明，終於闖進了林伯渠的生活。朱明原名王鈞璧，安徽人，生於1919年，比林伯渠小33歲，“朱明”是她來延安時的化名；是她自小養成的“英雄崇拜”，使她最終作出超越世俗，不由林伯渠拒絕的婚姻決擇。1946年，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林伯渠與朱明在邊區交際處舉行簡樸而不失熱鬧的婚禮，受到大家的真誠祝賀。從此，朱明一直照顧林伯渠的晚年生活，直到林伯渠1960年病逝。

這就是林伯渠一生的五次婚姻，其中沒有一次與世俗所謂“情變”有關，更與世間之“喜新厭舊”無涉。他的婚姻，是普通人式的婚姻，也是革命家式的婚姻，更是“變中”而有“不變”的人性婚姻。他的五任妻子中，第一任妻子司馬殿英留下了長女秉權；第二任妻子伍崇賢先後生育了秉蘅、秉佑、聖荃、秉益和秉元五個子女，同時也帶養了秉權，對此，林伯渠一直對伍崇賢心存感激，因此無論後來經歷了幾次婚姻，林伯渠都始終沒有與伍崇賢解除關係，在他心中，伍崇賢一直都是他林家的“屋裏人”；第三任妻子範樂春留下一個兒子秉蘇；第四任妻子李俊生下了兒子相持，即林用三；第五任妻子朱明則一生用生命陪伴林伯渠晚年，並未留下一男半女，在林伯渠逝世後的次年，她也追隨亡夫而去。

現在，林伯渠故居後的山崗上，長眠着林伯渠漫漫人生中的三位夫人：司馬殿英、伍崇賢和朱明，只是因歲月久遠，司馬殿英墳塋早已爲風雨沖蝕湮沒；朱明死後也歸葬到丈夫老家涼水井；曾在北京和兒女一起居住很久的伍崇賢，於1970年因林彪“一號命令”被從北京遣返回臨澧老家，次年壽終正寢於“林家大屋”，她逝世後，被林家人安葬在故居後的祖塋地裏。總之，林伯渠一生的五次婚姻，正是一位老革命家風雨人生的艱辛縮影。